明代時期的繪畫

在中國繪畫的歷史上，明朝時期的畫風迭變，畫派繁興。繪畫在門類和題材方面，傳統(tǒng)的人物畫、山水畫、花島畫盛行，文人墨戲畫的梅、蘭、竹及雜畫等也相當發(fā)達。在藝術流派方面，涌現(xiàn)出眾多以地區(qū)為中心、或以風格相區(qū)別的繪畫派系。在師承方面，主要有師承南宋院體風格的宮廷繪畫和浙派，以及發(fā)展文人畫傳統(tǒng)的吳門派和松江派、蘇松派等兩大派系。在畫法方面，水墨山水和寫意花鳥勃興，成就顯著，人物畫也出現(xiàn)了變形人物、墨骨敷彩肖像等獨特的新面貌。另外，民間繪畫，尤其是版畫，至明末呈現(xiàn)繁盛局面。

明朝時期繪畫的發(fā)展大致經歷了早期、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。

明代早期的繪畫

從洪武（1368—1398年）到弘治（1488—1505年）年間。明代的宮廷繪畫與浙派盛行于畫壇，形成了以繼承和發(fā)揚南宋院體畫風為主的時代風尚。

明代時期的宮廷繪畫承襲了宋制，但是并未設專門的畫院機構。朝廷征召的許多畫家，皆隸屬于內府管理，多授以錦衣衛(wèi)武職。畫史稱他們?yōu)楫嬙寒嫾?，實際上是宮廷畫家。洪武和永樂（1403—1424年）兩朝屬初創(chuàng)時期，機構未臻完備，風格也多沿續(xù)元代舊貌。至宣德（1426—1435年）、成化（1465—1487年）、弘治（1488—1505年）年間浙江與福建兩地繼承南宋院體畫風的畫家，陸續(xù)應召入宮，遂使明代院畫一時呈現(xiàn)出取法南宋院體畫的面貌，宮廷繪畫創(chuàng)作達到鼎盛時期。正德（1506—1521年）以后，吳門派崛起，逐漸取而代之。明代宮廷繪畫以山水、花鳥畫為盛，人物畫取材比較狹窄，以描繪帝后的肖像和行樂生活、皇室的文治武功、君王的禮賢下士為主。如商喜《明宣宗行樂圖》、謝環(huán)《杏園雅集圖》、倪端《聘龐圖》、劉俊《雪夜訪普圖》等都是其例。山水畫主要宗法南宋馬遠、夏圭，也兼學郭熙，著名畫家有李在、王諤、朱端等人。李在仿郭熙幾乎可以亂真，王諤被稱為“明代馬遠”?；B畫呈現(xiàn)多種面貌，代表畫家有擅長工筆重彩的邊景昭，承襲南宋院體傳統(tǒng)，妍麗典雅而又富有生意。孫隆從北宋徐崇嗣脫胎而出，專攻沒骨法。林良以水墨寫意花鳥著稱，筆墨洗練奔放，造型準確生動。呂紀工寫結合，花鳥精麗，水石粗健，自成一派。明代宮廷繪畫雖未取得像宋代院畫那樣劃時代的成就，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開拓。

浙派繪畫以戴進和吳偉為代表，他們活動在宣德至正德年間。因為創(chuàng)始人戴進是浙江人，所以有浙派之稱。繼他之后崛起的吳偉為湖北江夏（今武漢）人，畫史亦稱他為江夏派，實屬浙派支流。戴、吳二人都曾進過宮廷，畫風亦源自南宋院體，故浙派與宮廷院畫有密切的關系。戴進、吳偉作為職業(yè)畫家，畫藝精湛，技法全面，山水、人物都很擅長，山水畫成就尤為突出。但二人風格又有所區(qū)別，戴進變南宋的渾厚沉郁，而為健拔勁銳之體，但仍不失謹嚴精微；吳偉以簡括奔放、氣勢磅礴見勝。論者謂他“源出于文進（戴進），筆法更逸，重巒疊嶂，非其所長，片石一樹，粗簡者，在文進之上”。戴進、吳偉前后踵接，影響了一大批院內外畫家。追隨者有張路、蔣嵩、汪肇、李著、張乾等人。張路的山水畫水墨淋漓，人物畫則以挺秀、灑脫見長。蔣嵩善用焦墨，筆法簡率。汪肇作品多動蕩之勢。李著學吳偉筆法，遂成江夏一派。浙派至后期，一味追求粗簡草率，積習成弊，正德后遂見衰微。明代后期藍瑛，有人稱之為“浙派殿軍”，從師承、畫風看，實與浙派無涉。

在明代的早期，在江南地區(qū)還有一批沿襲元代水墨畫傳統(tǒng)的文人畫家，如徐賁、王紱、劉玨、杜瓊、姚綬等人。徐賁山水承董源、巨然，筆法蒼勁秀潤。王紱喜用披麻兼折帶皴作山水，繁復似王蒙，墨竹挺秀瀟灑，被稱為明代“開山手”。劉玨山水取景幽深，筆墨濃郁，近王蒙、吳鎮(zhèn)。杜瓊善水墨淺絳山水，多用干筆皴染。姚綬主要師法吳鎮(zhèn)、王蒙，風格蒼厚。他們的畫風堪稱吳門派先驅。

還有一些畫家，雖未歸宗立派，亦各有建樹。如初宗馬遠、夏圭，后師法自然，以畫《華山圖》著名的王履；被稱為院派，給唐寅、仇英以較大影響的周臣；擅長水墨寫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詡、史忠；以白描人物著稱的杜堇等人。

明代中期的繪畫

大約從正德（1506—1522年）前后到萬歷（1573—1620年）年間，蘇州地區(qū)崛起了以沈周、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派，他們主要繼承了宋元時期的文人畫的傳統(tǒng)，波瀾日壯，成為畫壇主流。

明朝中期，蘇州成為了紡織業(yè)的中心，而且隨著工商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蘇州逐漸成為了江南富庶的大都市。經濟的發(fā)達促進了文化的繁榮，一時人文薈萃，名家輩出，文人名士經常雅集宴飲，詩文唱和，很多優(yōu)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畫自娛，相互推重。他們繼承和發(fā)展了崇尚筆墨意趣和“士氣”、“逸格”的元人繪畫傳統(tǒng)，其間以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最負盛名，畫史稱為吳門四家。他們開創(chuàng)的畫派，被稱為吳門派或吳派。

沈周和文徵明是吳門派畫風的主要代表。他們兩人都淡于仕進，屬于詩、書、畫三絕的當?shù)孛?。他們都主要繼承宋元文人畫傳統(tǒng)，兼能幾種畫科，但主要以山水畫見長，作品多描寫江南風景和文人生活，抒寫寧靜幽雅的情懷，注重筆情墨趣，講究詩書畫的有機結合。兩人淵源、畫趣相近，但也各有擅長和特點。沈周的山水以粗筆的水墨和淺絳畫法為主，恬靜平和中具蒼潤雄渾氣概，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寫意畫法見長，其作品主要是以氣勢勝。文徵明以細筆山水居多，善用青綠重色，風格縝密秀雅，更多抒情意趣，蘭竹也瀟灑清潤。唐寅和仇英有別于沈周、文徵明，代表了吳門派中另外的類型。唐寅由文人變?yōu)橐再u畫為生的職業(yè)畫家，仇英為職業(yè)畫家，在創(chuàng)作上則受文人畫的一定影響，技法全面，功力精湛，題材和趣味較適應城市民眾的要求。他們兩人同師周臣，畫法淵源于李唐、劉松年，又兼受沈周、文徵明和北宋、元人的影響，描繪物象精細真實，也重視意境的創(chuàng)造和筆墨的蘊藉，具有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。唐寅的山水畫多為水墨，有兩種路數(shù)：①以李唐、劉松年為宗，風格雄峻剛?。虎跒榧毠P畫，風格圓潤雅秀。人物畫則時工時寫，工筆重彩仕女承唐宋傳統(tǒng)，細勁秀麗，水墨淡彩人物學周臣，簡勁放逸。仇英從臨摹前人名跡處得益，精謹清雅，擅長著色，以青綠山水和工筆人物著稱。

在當時，吳門四家的藝術成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，跟從并學習的人很多。宗法沈周的有王綸、陳煥、陳鐸、杜冀龍、謝時臣等人，王綸為沈周的入室弟子，陳煥較為粗重蒼老，杜冀龍稍變沈周之法，謝時臣以氣勢縱橫、境界宏偉見勝。追隨文徵明的不下二、三十人，著名的有文嘉、文伯仁、陸治、錢穀、陳淳、陸師道、周天球等。文嘉山水疏簡，文伯仁縝密，陸治勁峭，錢穀粗重，陳淳放筆寫意，陸師道細筆勾染，周天球兼善蘭石，諸家各具特色。吳門派諸家中陸治、陳淳、周之冕在花鳥畫領域中尤有新創(chuàng)。陸治是文徵明的學生，花鳥畫兼取徐熙、黃筌兩派之長，創(chuàng)文人畫的工筆花鳥新格，筆墨細秀，設色淡雅，有妍麗派之稱。陳淳亦出文徵明門下，花鳥畫受沈周影響，繼承水墨寫意技法，在造型的洗練、筆墨的放逸、情致的跌宕等方面有所發(fā)展，開啟了徐渭的大寫意畫派，與徐渭并稱。周之冕受吳門派影響，融匯陸治、陳淳兩家之長，另創(chuàng)一兼工帶寫的小寫意畫法，被稱為勾花點葉體。吳門派發(fā)展到明末，因循守舊，徒仿形貌，其地位被另辟蹊徑、重倡文人畫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。

明代后期的繪畫

大約從萬歷年間到崇禎（1628—1644年）年間，在繪畫領域出現(xiàn)了新的轉機。徐渭也進一步地完善了花鳥畫的大寫意畫法。陳洪綬、崔子忠、丁云鵬等開創(chuàng)了變形人物畫法。以董其昌為代表的畫家在文人山水畫方面另辟蹊徑，形成了許多支派。

繼陳淳以后的徐渭，是一位從根本上完成了水墨寫意花鳥畫變革的一代大家，其畫風有力地推進了后世寫意花鳥畫的發(fā)展，畫史稱為青藤畫派。他的花鳥，吸取了宋元及沈周、林良、陳淳等水墨花鳥的長處，又有重大革新。在題材方面，他大膽突破客觀物象形質的局限，賦予物象以強烈的個人情感，作品或緣物抒情，或借題發(fā)揮，一反吳門派文人畫恬適閑雅的意趣，而直抒激蕩不平的心情，產生撼人心弦的藝術感染力。在藝術形式上，他擅長潑墨法，以狂草般的筆法縱情揮灑，不拘成法，形象脫略形似，追求氣韻，墨色滋潤淋漓，奔放流動，充分發(fā)揮了生宣紙的暈滲效果。這種隨意點染的畫法，氣勢磅礴，縱橫睥睨，恰當?shù)乇磉_了畫家熾熱激憤的情懷。徐渭的畫風，對清代的朱耷、石濤、揚州八怪、海派乃至現(xiàn)代的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明朝中后期的人物畫，繼承浙派者流于粗陋簡率，效唐寅、仇英者日趨柔弱靡麗。陳洪綬異軍突起，一掃弊習。他糅合傳統(tǒng)藝術和民間版畫之長，在浙、吳兩派之外，別樹一幟。賦予所取題材以一定寓意，表達了作者鮮明的愛憎。人物形象夸張甚至變形，氣勢偉岸，格調高古，線條剛柔相濟，富有裝飾性和金石味；設色濃重，以俗為雅，他的畫風對后世影響深遠。其子陳宇，弟子嚴湛、魏湘等直承其法，清代王樹穀、華嵒、羅聘等都融化他的畫法，清末“四任”（任熊、任頤、任薰、任預）更進一步發(fā)展了他的傳統(tǒng)。此外，陳洪綬也涉獵木刻插圖，造詣尤高，對版畫藝術的發(fā)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。崔子忠擅長白描人物，與陳洪綬并稱“南陳北崔”。丁云鵬善畫道釋人物，兩人的畫風雖與陳洪綬不同，但同樣都反映了明末清初書畫藝術上的一股“寧拙勿巧、寧丑勿媚”的時代風尚。

肖像畫在明代的人物畫中比較發(fā)達，民間的畫工中有很多是寫真高手，到了明代后期更有發(fā)展，曾鯨為其中富于創(chuàng)新精神的代表畫家。他的肖像畫重墨骨，即在用淡線勾出輪廓五官后和以淡墨渲染出明暗凹凸后，再以色彩烘染數(shù)十層，必窮匠心而后止。這種畫法較富立體感，可能已受到當時新傳入的西洋畫法的一定影響。學者甚眾，遂形成波臣派，影響直至清代。

明代后期的山水畫，繼吳門派之后而起的代表畫家是董其昌。他的藝術與吳門派有密切關系，為矯正吳門派末流之弊，他重倡文人畫，強調摹古，注重筆墨，追求“士氣”，并提出了南北宗論。由于他官至禮部尚書的顯赫地位和在畫壇上的聲望，遂成為畫壇盟主，他所創(chuàng)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吳門派的統(tǒng)治地位。他提出的繪畫理論，尤其是南北宗論，對明末清初的繪畫產生了重大影響，一時之間蘇松地區(qū)形成了許多山水畫支派。這些畫派在觀點、主旨、方法、意趣等方面，與董其昌基本一致，所不同的只是在模仿某家和筆墨運用上各有側重。較著名的畫家有莫是龍，與他共創(chuàng)南北宗論，陳繼儒與他為至交，趙左亦常為其代筆，他們都是松江派主將；顧正誼創(chuàng)華亭派，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啟導，宋旭亦屬華亭派巨子，沈士充受業(yè)于宋懋晉，兼師趙左，也為董其昌代筆，世稱云間派。另外，受吳門派影響的晚期畫家還有程嘉燧、李流芳、卞文瑜、邵彌、楊文驄等人。程嘉燧的山水枯簡疏放，李流芳爽朗清秀，卞文瑜細秀，邵彌簡逸，楊文驄兼具枯筆、秀潤兩種風貌。

除了蘇松地區(qū)外，晚明時候還出現(xiàn)了很多的地區(qū)性山水畫派。例如創(chuàng)建武林派的浙江錢塘的藍瑛，安徽蕪湖的蕭云從創(chuàng)姑熟派，浙江嘉興的項元汴、項圣謨創(chuàng)嘉興派，江蘇武進鄒子麟、惲向創(chuàng)武進派等，這些派別大多影響不大。明末清初，雖然形成名目繁多，關系復雜的山水畫派別，但大多受吳門派和董其昌影響，統(tǒng)屬于文人畫的系統(tǒng)。

除此之外，明代的文人墨戲畫也很發(fā)達。專門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、王紱、夏img2、魯?shù)弥?，以墨梅著名的有孫以吉、陳憲章，以墨蘭著名的有周天球等。其中夏img3的墨竹，被當時稱為第一。

明代的民間繪畫

明代時期隨著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(fā)展，明代的民間繪畫也比較活躍，尤其是木刻版畫有較大發(fā)展。創(chuàng)作者主要是民間畫工，但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畫家參與活動，如從事木刻的陳洪綬、蕭云從等人，曾為適應版畫的需要，而創(chuàng)作了不少畫稿。

民間繪畫所創(chuàng)作的卷軸畫，其主要內容有風俗畫、歷史故事、神像畫、水陸畫及肖像畫等，許多不知名的民間畫工所繪制的肖像畫，一直流傳了下來。

明代的壁畫創(chuàng)作沒有前代那么興旺，現(xiàn)在遺存的主要是寺觀壁畫。較著名的有北京的法海寺壁畫、山西新絳縣稷益廟壁畫等。法海寺創(chuàng)建于元代，明代重建，正殿北壁《帝釋梵天圖》為明代壁畫中的精工之作。稷益廟初建于宋代，元代時重修，正殿東、西、南三壁均繪有明代壁畫，題材內容以古代神話傳說和社會生活為主，在寺廟壁畫中是少見的。其他還有山西稷山青龍寺壁畫、河北石家莊毗盧寺壁畫，明代流行的水陸畫，現(xiàn)存者亦多。云南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壁畫，富地方特色，也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在明代逐漸普遍的還有木刻年畫，到了明末已經初步形成了蘇州的桃花塢、天津楊柳青南北兩大創(chuàng)作基地，為清代年畫的繁興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

在中國古代的版畫史上，明代版畫堪稱鼎盛時期。戲曲、傳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的插圖成就最突出，不僅內容豐富，而且形式多樣。許多作品如小說《忠義水滸全傳》插圖、戲曲《望江亭》插圖等，謳歌英雄豪杰和自由婚姻，傳達人民的理想和愿望，個性鮮明，情感細膩，構圖靈活，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。陳洪綬的木刻《九歌》、《水滸葉子》、《博古葉子》、《西廂記》等，對版畫的發(fā)展尤其產生深遠影響。畫譜的成就也很輝煌，胡正言完成的《十竹齋畫譜》和《十竹齋箋譜》以及《蘿軒變古箋》等，創(chuàng)造了饾版水印、彩色套印的新技術，為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(fā)展作出了杰出貢獻。

明代的繪畫著述

明代時期的畫論著述比以前的豐富，不僅畫史、畫論眾多，還出現(xiàn)了叢書輯錄，題跋、筆記也多成為專集。屬于史傳類的，有韓昂《圖繪寶鑒續(xù)編》、朱謀垔《畫史會要》、姜紹書《無聲詩史》等。屬于論說類的，有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、董其昌《畫旨》、《畫眼》、《畫禪室隨筆》、莫是龍《畫說》、屠隆《畫箋》、唐志契《繪事微言》、顧凝遠《畫引》等。屬于品評類的，有李開先的《中麓畫品》、王穉登的《吳郡丹青志》等。屬于繪畫叢輯的則有王世貞《畫苑》、詹景鳳《畫苑補益》等。屬于著錄類的，有都穆《寓意編》、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、汪砢玉《珊瑚網(wǎng)》、郁逢慶《郁氏書畫題跋記》等。

另外，還有王履、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李日華、陳洪綬等人的詩文、題跋、筆記中有關畫論的部分，其中頗多精辟的見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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